邓小平病逝后,陈锡联谈到他曾两次没和自己握手的原因,充满敬意
发布日期:2024-11-18 14:29 点击次数:61
刘邓麾下,将星如云。
而且,每一位将军都是个性十足的。陈赓幽默灵活、资历很高;王近山被称“王疯子”,敢打没命令的仗;杜义德号称“夜老虎”,性格刚毅;杨勇则以勇著称,毛主席说他都“扬到非洲去了”……
面对这么多名将,作为政委的邓小平是如何做到让他们团结成一块的呢?关于这一点,邓小平晚年时,曾说过这样一段颇为意味深长的话:
“你们可能注意到,从战争一开始,每一次的具体作战,指挥的都是各纵队的头头,刘邓没有亲自到战场上指挥过一个战斗行动。”
邓小平这句话,无疑让很多喜爱军事的朋友,感到疑惑,不亲自指挥,却能保证战果,这多少有些不可思议。
关于这一点,作为亲历者之一的开国上将陈锡联,是很有发言权的。
1997年2月19日,邓小平病逝,举国同悲。
作为昔日刘邓麾下的老将,陈锡联接受了《人民日报》的邀请,打算写一篇回忆性质的文章。当时,陈锡联上将已经是82岁的老人了,他自称自己记忆力也差了、反应也差了。平时的生活里,他也早就习惯了低调。
但当记者问起老首长邓小平的事时,陈老将军却似乎有着说不完的话。沉浸在悲痛中的他告诉记者:我十多天睡不好觉了,老首长走了,我们好像失掉了什么……
看得出来,陈锡联对老首长有着很深的感情,他细细地讲述着邓小平对自己的爱护。不过,在这些回忆中,有一个话题是很值得人深思的:陈锡联提到邓小平两次拒绝和自己握手的事,并称邓小平“治军极为严格”。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
一,初识邓小平,他大胆插话:“邓政委也很年轻啊”
陈锡联是湖北黄安人,1915年出生,比邓小平小了11岁。因为年少丧父,他早早到地主家放牛,期间饱受欺凌,食不果腹。
不堪忍受的他,曾数次尝试逃跑,都被逮了回去。一度,母亲曾带着他靠乞讨过活。14岁那年,乡里活跃的游击队战士们影响了他,他果断从军,开始了几十年的军事生涯。
参军仅1年后,陈锡联就表现出了非凡的胆识。一次战后,营长直夸:“小胖人小志气大,打仗很勇敢,就像一个小钢炮”。自此后,“军中小钢炮”的绰号就传了下来。
自那以后,陈锡联越打越猛,从一名普通的游击队员,一直干到团政委、红4军第10师副师长。而他第一次接触邓小平,是在1938年1月。
当时,陈锡联才23岁,已经是军中非常有名的将领了,邓小平则是34岁。邓小平受上级指派,到山西辽县担任129师的新政委。为了欢迎他,师长刘伯承特意召开了一次干部大会,算是把他介绍给大伙。
会上,刘伯承向大家介绍完情况后,邓小平站了起来。他环视了一圈,发现参会的同志们都很年轻,于是笑称:“你们都很年轻,身体很好!”
众人听完,纷纷鼓掌。陈锡联当时就觉得,邓政委是不是在说自己,毕竟他这个年纪的干部确实少。于是,他壮着胆子插了句话:“邓政委也很年轻啊!”
虽然当时邓小平并不了解陈锡联,但还是被他这句话逗乐了。接着,刘邓两位首长跟大家细谈了抗日根据地的问题。多年后,陈锡联谈起初次见到邓小平的情形时,仍感慨:“他话虽不多,却很有力,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!”
会议结束后,按照邓小平的治军习惯,他开始细细地对129师的军政干部,进行了一次“大摸底”,他需要了解每个干部的经历、习惯、性格等。
结果这一“摸底”,邓小平就把陈锡联查了个清清楚楚。当时,他就判断这个湖北来的小伙子,将来必是一员猛将。
而当时129师中的名将,远不止陈锡联一个。作为一个新政委,邓小平很快就让大家对他心服口服。以陈锡联为例,好几件事都让他对这个新来的政委钦佩不已。
比如刚认识不久,邓小平就巧妙安排,既让他“啃硬骨头”,也让他“吃最肥的肉”。
邓小平到129师两个月后,因为一件胜仗,陈锡联曾有过“小抱怨”。
当时,刘邓首长采取“攻点打援”的方式,率部取得了神头岭大捷。按照部署,陈赓386旅的3个团为右翼队,他们打得很英勇,战果颇丰。而陈锡联所在的385旅769团,被安排在左翼,虽然也打得很坚决,但注定战果不会太大。
见兄弟部队立了大功,从日本人手上得了那么多枪炮,年轻的陈锡联自然羡慕得很。于是,他抱怨道:“我们769团光啃骨头,没有吃上肉!”
这话传到邓小平耳朵里,他很清楚这是部下想立军功了,于是他公开放话:陈锡联这门钢炮不会闲着,总有他开火的时候……
邓小平说到做到,仅仅是半个月后,面对日军的疯狂反扑,陈锡联就在“响堂铺之战”中当上了作战主角。战前,邓小平特意找到陈锡联,对他说:“上次你们对师里有意见,说没吃上肉,这次可是块大肥肉,但肯定连着硬骨头!”陈锡联当即领命,打了一场漂亮的大胜仗!
这件事,让陈锡联对邓小平服得很。应该说,对刘伯承和邓小平来说,在手下猛将颇多的情况下,如何合理地用好他们,是一门治军“艺术”。
就这样,在刘伯承和邓小平的悉心引导下,陈锡联逐渐由一员猛将,向能独当一面的名将迈进。就连跟他数次交手的日伪军,后来都不得不感叹:“陈部,变得越来越硬了!”
二,两次不和陈锡联握手
陈锡联越来越能打,邓小平自然是不吝夸赞的。比如1938年夏天,听说陈锡联缴获了日本山炮,邓小平就高兴得很,他在大大小小好几个会上,都夸陈锡联:
“究竟是日军的山炮厉害?还是陈锡联这门小钢炮厉害?我看还是小钢炮厉害!是他缴获了日军山炮嘛!”
而能遇邓小平这样的政委,陈锡联也曾感叹:
“作为一个军人,独当一面谁不愿意?感谢小平首长,他给了我这个机会!”
从这样的相处里,我们不难看出邓小平对陈锡联的赏识。但这并不是说,陈锡联如果犯了错误,邓小平不会指出来。事实上,晚年陈锡联提到最多的,并不是邓小平对自己的夸奖。
在战争年代,陈锡联发现:但凡刘邓首长召集他们开会,一般都是刘伯承讲话,邓政委一般不多讲。除非,他真的生气了。而且,据陈锡联回忆,邓小平生气时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:开会前不会和他们握手。
这种情况,陈锡联记得最深的有两次。每一次,都让他和战友们“如坐针毡”!
第一次,是在1946年秋天。
那天,陈锡联接到通知,让他们迅速赶去开会。一般召开会议,都是有重大军事部署,但那段时间恰恰没有。31岁的陈锡联琢磨着,估计这次开会有好事,他的依据是:
一来,前些天的定陶战役,大家打得很痛快。经过3天的激战,咱们不但全歼了国军整编第3师,就连那个大名鼎鼎的国军师长赵锡田,都成了俘虏。要知道,开战前赵锡田还叫嚣得很凶,这次咱们算是大大地挫了国军的锐气。
二来,当时马上要过中秋了,打了这样的胜仗,陈锡联觉得向首长们讨几块月饼吃应该是没问题的。
于是,陈锡联越想越高兴。因为高兴,他还特意约了7纵司令员杨勇一起,两人早早地赶到了会场。
结果,一到地方,二人却第一时间发现事情不太对劲。以往,邓小平见到他们这些爱将,总是要和他们主动握握手。哪怕在最艰难的时候,这个习惯也一直都是有的。
但这一次,不但会场一块月饼都没有,连握手也被免了。看到这样的架式,陈锡联和杨勇都断定:应该是出了什么大事,有人要挨批评了。
他们料想得没错。事实上,这次邓小平是“有备而来”,而且他当时的火气确实很大。原来,自这几次大胜以来,有些部队出现了盲目骄傲的情况,在群众纪律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小问题。而这些,显然是邓小平无法接受的。
果然,会议一开始,邓小平就开始训话了:“今天开会不握手,不要刚打了两个胜仗就沾沾自喜,握手言欢,你好我好!”
就这样,这场批评会开始了。整个会议,一直从上午开到下午,又从下午开到晚上,邓小平就是没发话让大家走。到后来,邓小平的话也说得差不多了,就让同志们自己反省、自我批评。
陈锡联和杨勇原本没敢开腔,他们很了解邓小平的脾气,知道这是触及到他的原则问题了。但后来两人想来想去,知道必须站出来表态了。于是,陈锡联对杨勇说:“3纵的事,我负责”。杨勇则表示:“那7纵的事,我负责!”
结果,两人抢着表完态后,一直听着不说话的邓小平才肯站起来,说:“会开到这,散会!”听到这话,众人松了一口气。而陈锡联和杨勇,也着实给吓到了。从那天起,战士们骄傲的毛病,便再没出现过了。
邓小平第二次不和陈锡联握手,是在1949年解放大西南后。
1949年,已经是第二野战军三兵团司令员的陈锡联参加了解放重庆的战斗。11月30日,重庆解放,解放军接管西南重镇重庆。
在考虑重庆干部人选时,刘伯承和邓小平首先想到的就是陈锡联。
他们认为陈锡联虽然因出身贫寒,没上过几年学。但到部队后一直很注意“补课”,一有时间就找人请教,用石头、瓦块在地上学习写字。后来,他不但能读书、看报,还能批阅重要文件。这在当时的我军年轻干部中,已经很不容易了。
因此,邓小平把陈锡联找来谈话,说:“我们决定由你兼任重庆市市长和第一书记!”陈锡联这一年才34岁,显然被这样的重担给“惊”到了。他连连说自己只会打仗,根本不知道市长该怎么当,希望邓小平还是让别人干吧。
谁知邓小平主意已定,甩下一句“不会可以学嘛”,就让陈锡联上任了。此后的陈锡联,当真是忙得团团转。
重庆本是蒋介石的“陪都”,可谓什么人都有。老蒋留下来的特务、山区的土匪、各种恶势力及帮派,陈锡联不但要处理各种大大小小的事务,甚至还得担心敌特随时可能发起的暗杀。同时,城里的金融市场也是乱成一锅粥,甚至出现老百姓为换钱把银行围了个水泄不通的情况。
在最紧张的时候,陈锡联只能睡在办公室里。夜里,他经常是被数个电话惊醒的状态。在这种情况下,他显然无暇事事都顾及到。
结果,没多久,陈锡联又接到了通知:让他和几个机关领导,迅速到邓小平的住处去开会。
一见面,邓小平就没给他们好脸色,而且又一次没跟陈锡联握手。这下子,陈锡联明白:这是又要批评人了。
接着,邓小平带着大家在自己的住所转了转,让大家看看自己住的这间房子。这房子是原来国民党弃用的一个机关楼,有上下两层,已经旧得不行。
刘伯承一家住在楼下,邓小平一家住在楼上。因为年久失修,只要一下雨,房顶就开始漏水。孩子们在楼上地板上跑时,楼下也是哐哐作响。
众人一看,首长就住这样的房子,心里自然很不是滋味。此时,邓小平才开腔:“听说你们嫌房子不够,是不是?”
直到这时,陈锡联等人才知道,邓小平是听说了有战士入城后“闹房子”的事。原来,国军高官离开重庆后,他们原来的那些机关楼、政府宾馆,包括官员们的私人别墅等,也就空了出来。
解放军有严明的纪律,部队进城后绝不能打扰普通百姓的生活,于是便只能住在这些原来国军的房子里。结果,有少部分同志便开始为住所的事争来争去。
这件事,传到了邓小平耳朵里,这还了得!于是,他特意把陈锡联等人叫来,让他们看看自己和刘伯承住着怎样的房子。
此时,陈锡联等人完全不敢吱声,只能听着邓小平训话。1个小时后,邓小平见他们也明白了问题的严重性,才肯放他们走。果然,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争住处的事了。
邓小平的两次“不握手”,每一次都让陈锡联非常紧张。但事后,每一次他都心生感激,他曾表示:
“他两次不拉我的手,但我始终认为,他批评一次,我们就进步一次!”
1950年10月,重庆基本大定后,陈锡联离开重庆,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。期间,他多次出入无人区,穿跃戈壁,为新中国炮兵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,也为我军战略导弹部队的创建做出了重大贡献。同时,由他牵头负责勘察事宜后,最终也确定了酒泉为综合导弹试验靶场。
1955年,40岁的陈锡联,被授予开国上将军衔。此后,他曾先后出任沈阳军区司令员、北京军区司令员等诸多要职。直到1980年1月,才算是退居二线。
戎马半生,邓小平是陈锡联最敬佩的人之一。邓公病逝后,每每提到那两次“不握手”,陈锡联都感叹:
“小平同志担任军中老领导职务几十年来,在治军上极其严格,对我们高级干部也不例外。尤其在重大原则问题上,决不迁就,一样铁面无私。”
事实上,持同样观点的不止是陈锡联一个,刘邓麾下的诸多将领晚年,都有过类似的评价。而这一点,也恰恰是诸将们最服邓小平的地方。这些人里,包括王近山、肖永银、尤太忠、杜义德等一大批名将。
应该说,烽火年代的中国能有这么多猛将,是人民之幸;而他们能得遇邓小平这样的首长,亦是他们之幸。